另一端

影片概述：故事背景设立于难民潮的国际背景下，讲述一名因恐怖袭击家破人亡沦落为难民的叙利亚人，经辗转到达芬兰并祈求得到庇护，因被当地政府拒绝最终被迫选择非法留境，并在一位当地人的帮助下成功将妹妹接到芬兰。

艺术手法：

影片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透着一种戏谑冷淡的气息，与好莱坞的快节奏与强感受形成鲜明对比。好莱坞电影给人直接的热气腾腾的冲击感，而这位芬兰导演用的是泼冷水的独特的幽默方式，剪辑节奏的缓慢使冷氛围扩散到全场，同时深入思想深处给足观众空间去挖掘冷氛围背后的残酷社会现实。

光影的明暗处理是形成影片这种冷氛围的关键因素，也是全片用以表达哲理思想的手段。从艺术手法上看，光影形成视觉感知上的黑白两种色调，使画面更显简洁，再配合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人物形象，留白下尽显戏剧性与凄凉感。

思想主旨：

导演用片名引出影片对主旨的探讨：希望的另一面是什么？影片对光影的处理似乎容易让人联想到希望的另一面是绝望，正如光明的另一面是黑暗一样，但导演却在影片中给出另外的答案。音乐本身就是悦人心神的东西，而它在影片中出现的场景更是直接点明了导演自身对上述问题的理解。音乐几乎每次都是在主人公陷入绝境之时或前不久出场的，而过不了多久主人公又找到了新的出口摆脱当前的困境，此时一般又会想起似乎是在庆祝的旋律，又过不了多久新的困境出现了……如此往复，音乐表达着：希望的另一面是绝望，但绝望是暂时的。

哈立德对芬兰这座城市态度的转变也尤为重要。他作为难民初来这座城市就受到本地混混的刁难，但为了安身立命不得不对当地政府说自己热爱这座城市，与他命运相仿的另一位难民的话直接点明了难民寄居他国的真实现状：“我并不开心，但我必须得表现得很开心很满足，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你有反动倾向”。而哈立德在经历了绝处逢生之后，思想由之前的被动寻求庇护转变为主动创造生机，这一转变让他最终爱上了芬兰这座城市，实际上他真的爱上这座城市了吗？他的身份使他无论辗转多少城市都可能是同样的结局，而现在的他已经有了从绝境中挖掘希望的勇气，因此无论哪座城市对他而言都是同样的，而芬兰正是让他有了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他的当下，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

导演简介：

阿基·考里斯马基，芬兰导演，执导个人首部电影《罪与罚》，另有代表作“劳工三部曲”（《天堂孤影》《升空号》《火柴厂女工》）、“芬兰三部曲”（《浮云世事》《没有过去的男人》《薄暮之光》）、“欧洲港口城市三部曲”（《勒阿弗尔》《希望的另一面》），执导《希望的另一面》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符合极简美学，非常注重光线的运用。以滑稽闹剧的方式表现当代社会人类孤独异化的境遇，精细微妙的反讽与怪诞的冷面幽默相结合，在黑色荒诞的氛围中呈现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其影片对话稀少，构图讲究，极度克制的风格具有极简主义的风范。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总是在描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但是却能将一种“冷幽默”的喜剧性方式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在表现喜剧性的时候总是能引申出悲剧性的意味，而他在表现悲剧性的时候，又总是能通过他一贯的“冷幽默”的喜剧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从整体情节上还是单个情节点上，他总在寻找一种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平衡。

他的电影语言风格极其鲜明，对人物、悬念等常规电影元素的重视和印象派的影像处理方式、象征性的场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他无疑表现出了芬兰民族性格中最真实的部分。相比于伯格曼的室内心理剧中探讨生命与宗教关系的哲理性主题，他的电影却扎根于芬兰的底层世界，表现普罗大众的不断失去以及在失意受挫中可贵的个人尊严的坚持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

最近网络上的新闻热点，都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网上七嘴八舌的声音，大多都是逞一时之口舌，光顾宣泄个人私愤。民众的情绪就像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无数人，四处冲撞后，忽然转眼就溃散了，销声匿迹。面对生活的阴影，一味的愤怒，似乎变成了最无力的。过多的情绪让人迷失，遮盖了事情本身，甚至制造假象。

面对生活的不幸，我们总是习惯先看见不幸，而忘记了还有生活。

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活着？这其实是每个人，甚至是每个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电影《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讲述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故事，但是它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不幸，而是回到生活来展开探寻，如何在不幸的生活里自处？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我欣赏的则是它的克制，模糊的情绪，清晰的故事，深刻的悲悯。

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获得幸福？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芬兰，北欧，这块几乎可以被认作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一个叙利亚难民哈勒德穿越生死来到这里，却发现世界的另一端并没有天堂在等他。

电影中哈勒德和来自伊拉克的朋友在天台上有一段对话，对方说“要假装快乐，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地被送回去，但不要在大街上笑嘻嘻，也会惹上麻烦。”哈勒德困惑不已，反问道：“那我到底是该笑，还是该哭？”“以后你会知道的。”笑不一定是开心，眼泪背后也不全都是难过。在生死面前，为了活着，哭和笑都只是配合演出。

电影后半段哈德勒说自己喜欢芬兰，但是现在他想离开。一个异国的没有身份的人，在这个国家只能活在暗处，见不得光亮。芬兰人经历过战争，拥有过自己的难民，他们对这些不会忘记，可是叙利亚的战火和死亡，对于他们也只是电视里平面化的图像和数字，隔着屏幕而没有温度，援手也只能化作一个远远的摆手。

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是哈德勒谈起自己流亡的路费8千美元是汽修老板的资助，他是自己的准岳父，女儿却在战争初期就死了。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两个同样经历惨痛的人，因为同为不幸者，而有了同情之心。只有拥有共同的情感，才能建立真正的同情。

没有硝烟的天堂也能充满陷阱和敌意，而战火中废墟里同样也有令人怀念的问候。

战争与和平有绝对的界限，一线之隔就是生死的差别。而善与恶，从个人到国家却没有绝对的区隔。哈德勒可以从叙利亚逃往芬兰，从死逃向生，却没有办法从不幸逃往幸福，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条边界，可以如此明确地划分。这才是不幸的人生。

我喜欢这部电影中对音乐的安插方式，总是在音乐响起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演唱的人。当音乐起，人物随着歌声到达下一个转场，就像是冥冥之中的某段人生指引，唱着你此时的心绪，带着你前往未知的他方，不知何时音乐会再落下，你会在哪儿停下。流亡的旅途，漂泊的人生，电影最后，哈德勒负伤躺在树下，没有结局，你却知道故事已经结束。

最大的收获是难民视角引出的信息量，包括自述偷渡回忆和当寻求庇护失败后的遭遇等，该叙事线中，出现了阿基片中少有的台词密集的特写镜头，此外，尽管收容所中的难民们以无感情表演出镜，却并非作为一种喜剧手法使用（冷面笑匠），无感情被具化为麻木的受难者，所以双线结构所造成的割裂感或拼贴感不该简单归结为剧本粗糙，也可以被视为阿基的阶级感情对电影风格的胜利。在视点汇合前的内容看作两个短片的拼贴也没所谓，只是万万没想到汇合后还能再用卫生检查、办证、菜式创新把短片微分成情景喜剧，阿基的剧本真是…一言难尽。阿基常会设置一个性偏执的主角（最典型是《薄暮之光》），其实想想也挺方便为喜剧效果打底，这部做得不错的点在于阿基合理化了难民对生活报以希望的动机，其一来自伊拉克难民同伴的告诫：忧郁症患者总是最先被遣返，无论如何要强颜欢笑；其二很温暖，是乐助无私的金啤酒餐馆伙伴们给予了他切实的生存保障以及愿望的满足，那怎么会不满怀希望呢

作者：方汉君

1

阿基·考里马斯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按现在流行语说，就是一“白左”，但他无疑是站在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深具自我的见解和思考，常常打破时空与国家界线，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时怀慈悲之心，对准某个难民或者一个公民，进行深度的阐释。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又讲究艺术品味的“白左”，我们亲切地称他为“阿基”。但他的个性是倔犟的，其外显气质，好像跟他温润的电影风格相左，这正是阿基的神秘与独特之处。

时隔5年，继《勒阿弗尔》后，他再度创作了以难民题材为主的《希望的另一面》（2017），影片整体贯穿了阿基的冷幽默，要真正看得懂阿基的电影，并非一件易事。凡有关难民题材，剧情程式都差不多，但在表现上，各有侧重。阿基拍的是一种由冷渐暖的味道，很像煲的老火汤，入味之后，爽口开胃，这是他的创作喜好。但与以往有意模糊年份不同的是，《希望的另一面》，有了电子指纹扫描，电脑录入，以及手机通话，但打字机依旧，看来他喜欢老物件的习惯还是改不了。

影片所叙之事，绕不开年份，叙利亚阿勒颇战事正酣，叙利亚政府军、各反对派武装、ISIS恐怖组织，以及美国为首的联军及支持叙政府军的俄军，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长期的厮杀及角力，叙利亚真正成了一片血与泪的国土，令人窒息与绝望。1991年出生的哈立德·阿里作为从阿勒颇逃亡的难民，未婚妻在战事开始即不幸身亡。

哈立德之前是一名汽修厂的工程师，有一天下班，家却成了一片废墟，父母亲被炸死亡，他带着妹妹米丽亚姆，向已去世的未婚妻父亲借了6000美金，从土耳其，穿越希腊、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到达匈牙利，在混乱中兄妹走散，自此杳无音信，他来到波兰格但斯克，遭到一群光头党追打，逃上了一艘装煤的货船。

当他醒来时，已身处波罗的海，船长待他很好，就这样来到了芬兰，完全是误打误撞。片头即是他一脸黑乎乎的走上岸，真正的一个“黑人”，足见阿基泛滥的同情心与冷幽默。在住了一夜后，哈立德主动找警察局申请庇护，然后被送往难民接待中心，认识了来自伊拉克的难民马兹达克。

看着哈立德苦大仇深的样子，来了两年的马兹达克让他假装快乐，这样就不会惹麻烦。在他向居留中心陈述时，女审查官问他的信仰，他说在家园炸毁时，他就没有信仰了。对方说那就填无神论者。他说也不是。这说明了哈立德内心的矛盾之处。

最终，芬兰居留申请中心，以阿勒颇已无战事为由，拒绝了他的合法居留。在押解留待遣返前，幸亏那位好心的芬兰姑娘给了他一条生路，让他开溜。片中穿插电视新闻，播送阿勒颇激烈的战事，这与居留中心拒绝他的申请形成一个参照，也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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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进入一小时后，哈立德终于得以与芬兰商人维克斯特伦相遇。维克斯特伦是片中的另一条线。与前作《勒阿弗尔》那位修鞋匠夫妻的情深意笃不同，一开始，这位商人就跟妻子分手离开了家，开车住进了旅馆。与妻子无奈分手，或是因为经济因素。

阿基慢慢揭开芬兰乃至欧洲经济不振、人性伪善、种族主义等等破漏的底裤。维克斯特伦从事衬衫推销，其中一个由卡蒂·奥廷宁饰演的老客户，说自己将要离开芬兰，前往墨西哥城生活。她劝他可尝试做餐饮业，说“人在命运不济时要喝酒，日子好了更要喝”。这是芬兰经济萎靡不振又毫无人气的一个侧面。

维克斯特伦想开餐馆，但钱不够。他来到地下赌场，赢了6万元，搞得人家说只此一次，不得再来，看得出他是赌场高手。当然，这次，他只是想买家餐馆。2、5万买了家名为金品脱的餐馆，接收了卡拉姆、尼尔希宁和女实习生米莉亚。这种背景下，逃出来的哈立德缩在餐厅垃圾筒边，与维克斯特伦相遇。颇为滑稽的是，就好比打仗，都给了对方一拳。但流着鼻血的维克斯特伦，还得给他好吃好喝好安排好。

就这样，哈立德留在了餐厅。不止于此，好心的老板及员工给他安排藏身处，以防移民局的突击检查。还给他找来做假证的小子，给他制作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居留证。正好，哈立德拿到居留证一出门，在他好心地给乞讨者扔下硬币后，就遇到了警察，还真好使。蒙混过关的哈立德很快乐，他唯一牵挂的就是妹妹。这夜，马兹达克跑来告诉他，他妹妹有消息了，在立陶宛。还是老板维克斯特伦出面，为稳妥起见，他跟跨境货运司机商议，让他捎带。

这样，哈立德的妹妹安然地从立陶宛过来。兄妹俩相见当然高兴。他们相约明天去警察局申报，不想做黑户。但就在哈立德走过地下道时，被“光头党”当作犹太人挨了一刀。第二天，我们居然看到了忍着疼痛的哈立德，硬是忍痛靠在警察局不远处，等待着妹妹。妹妹毫无察觉，他让妹妹去办事。他则来到海边，凝视着远方。这时餐厅那只流浪狗过来，跟他嬉戏，好像这是他弥留之际的唯一亲人。看来他还不如一条流浪狗。

3

影片看似简单，蕴含却很多。身为中产阶级维克斯特伦的餐厅不景气，就改做日本寿司料理，火了一阵，又不行了，再改做餐饮舞厅。芬兰经济的萧条处处可感。当然，其中或有某种夸大之嫌。

影片再一个特色就是音乐，不管是街边还是餐厅，都穿插有自弹自唱的歌者，这是他们对于世道人心的衷肠倾诉。哈立德在被遣返前，用阿拉伯乐器，深情地弹了一首悲怆的曲子，犹如他辗转又忧伤的最终人生。影片完全可视作一部音乐片。影片结尾特意注明“纪念皮特凡·巴什”。

身为叙利亚难民哈立德的悲惨结局，足以说明欧洲并非难民的最佳居留地，欧洲自身的沉疴痼疾，愈来愈积重难返，他们的国民都在想着迁离，更遑论中东来的难民。种族主义者的光头党，对于难民的暴力，显然有导演的自己想法，难民与恐怖主义蔓延是否有必然联系，或者只有一步之遥，一切端看你如何对待难民。

但在我看来，阿基对于难民的态度，或者说其一贯的想法又不免浅显、单一。这个我在有关《勒阿弗尔》的影评也有所提及。难民问题，显然是一个复杂又需留待时间和事实澄清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导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痛恨战争，痛恨种族主义，天生带有野性，又不免夹杂着思想性的“简单粗暴”，这与他温情的电影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差。

也许他的无拘无束，跟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联。阿基纯属一个国际影坛的另类，一个非典型的名导。他1957年4月4日生于芬兰，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先后做过清洁工、洗碗工和邮差，一直还撰写影评，后来在慕尼黑电影资料馆，在观看了大量电影后，28岁即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生涯。我们从他过去的《火柴厂的女工》《没有过去的男人》《波西米亚人生》等片可看出他的程式化，严谨、温暖、舞台剧的简约风格，这与他的天性和经历有很大关系。当然，更多的是他固有的思想。任何创作最终乃是由个人思想确立。没有思想的人，创作只是苍白的一堆灰烬。

最终，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正好是没有希望，欧洲让难民绝望，也让自身的国民失望。但我对于他如此一再重复的态度，有了某种生厌，或者说，影片所叙述的并非是全部的事实，大多数接纳的难民得以安排。当然，还有难民一直在路上，甚至淹死在地中海与爱琴海，还有如2015年12月31日科隆等地跨年夜，几千名当地女性被众多难民猥亵的事实，更不要说从难民中蜕变的恐怖分子及“独狼”式的袭击，这些都足以说明难民问题，乃是多重的复杂问题，并非片中所涉的那样简单。当然，阿基也并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一味地埋汰，但总体上他的“左”翼思想倾向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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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喜欢他的电影，恰恰不是他的影片主旨，亦非他的剧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表现手法和镜像语言，他那种沉静之上的感染力，常有令人心悸之感。这是他非凡又独一无二的艺术触觉。他始终把握一个点，然后扩张及面，渐渐总是会掳获人心。

我们注意到，阿基依然习惯性地采用35毫米胶片拍摄，每帧画都如细腻的油画般干净。尤其是一板一式的表演，角色之间的对话，都接近低语，毫无表情，不免刻板，好像都是慢性子，却极为喜感，近似话剧式的场景和走位，再加北欧特有的平行光，高灰冷色调的镜头，显现了阿基极简的静谧镜语。

影片对白非常精彩，如伊拉克难民马兹达克说的“所有悲伤的人都送回去了”，这让哈立德感到某种急迫的人身威胁。再如哈立德妹妹米丽亚姆说的“死要容易，我想活着，我想保留身份，明天去自首，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这是难民保有人格自尊的有力态度。有趣的是，往往片中人说话，在同样一个场景氛围中，几乎一个声调，相对应的是镜头的纹丝不动，从没看到随意的晃动，这是他的较真之处。

我们从中能感受到他的电影，怀有庄重的仪式感，显然，他把电影创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再者，阿基借鉴了诸多电影大师的镜头语言。我一直以为，谁掌握了丰富又简约的镜头语言，他的电影就有了经典电影的潜质。这是一种清晰又严丝合缝的创作力。从这个层面来说，阿基的电影大多可作为大学电影教学的绝佳范例。

想想，他是如何使用镜头语言，如何协调角色与镜头的关系，他又是如何运用远近相交的镜头，从而让角色更富有层次感和多棱角，也让电影更生动。如果沉下心来，我们从阿基的电影中，慢慢都能感受到他电影独特的艺术质感。这是我屡屡谈及他的电影那令人赏心悦目之处。

2017、8、3

（敬请关注影评公微号“经典光影手册”）

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

年初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因禁穆令拒出席颁奖礼

2017年初，特朗普颁发一纸入境限令，在全球引发同步振荡。这股风波一直延续到2月底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为上半年的魔幻现实主义气候嵌入了基座。自2015年以来，面对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欧洲各国在人道与国情之间左右摇摆，加上各地频发的袭击事件，合作进程屡屡中断。原本开放包容的一体化格局陷入泥淖。边境管制加强，社区冲突不断……特朗普对本国非法移民的驱逐，足以视作矛盾蓄积日久后的集中爆发。

在接收政策遭遇冲击的当下，还有多少善意能冲破纲领的障碍，来自民间的温情能否融化冰冷的司法秩序？阿基·考里斯马基在其最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中，以一个盛满暖色调的故事，向我们抛出了他的回答。

影片前半段由两条故事线构成：与妻子分别后的服装商维克斯特伦，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成功转行踏入餐饮业；叙利亚难民哈立德在逃难途中和妹妹走散，偷渡至赫尔辛基寻求庇护，一面申请移居一面苦寻亲人的下落。命运的落差与戏剧性在此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展现，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同时映入观众视野，二者身份上先天与后天形成的鸿沟，在一幕幕画面的切换、对比中被不断放大。

评论界常将阿基的电影比喻为“沉默的诗歌”，他对台词的运用格外节制，仅靠镜头中的一系列人物、冲突来完成衔接。在《希望的另一面》开头，维克斯特伦拎着皮箱出门时，不与妻子道一声别，隔在二人间的只有沉默，与桌上的烟蒂、伏特加酒瓶、钥匙、戒指等物件。通过高度简化的创作宗旨，影像如精练的诗歌一般，于留白深处尽显从容，缔造无限的冥想空间。

而这也成为阿基的电影难以被部分人接纳的原因所在。冷淡如舞台剧的转场风格，常使习惯了好莱坞式快节奏剪切、叙事的现代观众陷入昏睡。和制片厂垄断下的流水作业相比，他所奉行的原本就是另一条道路——与欧洲风格化、古典化创作精神相契合、带有作者印记的拍摄方式。当人们沉下心来，便会瞬间浸入一种静默舒适的氛围，仿佛穿梭于赫尔辛基这座老旧的城市，被其中复杂的社会风貌，及一群善良的底层民众所触动。

这样的城市，注定与超级英雄出没的纽约等现代化都会不同，更适合于讲述小人物的故事。落后与乐观，也一并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交相映衬的两面。

电影《勒阿弗尔》

2011年上映的《勒阿弗尔》，记叙了一出平民合力帮助黑人男孩的故事。而作为“港口三部曲”系列的第二篇章，阿基在《希望的另一面》中再度着眼于难民题材，不难看出他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关注。选用阿勒颇作为主人公身后的家乡，更具有尖锐的写实意义。

与前作相同，故事聚焦的出发点不在于危难本身，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集、碰撞。和视角交杂的同类作品相比，影片以分外冷静的笔触，完成了对身份焦虑、文化融合等话题的抽象解读，就连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也仅是一笔带过。通过哈立德在警局对逃亡经历的断续回忆，电视里模糊的新闻图像，导演间接挑明了战争给人最大的伤害：并非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无法抹平的创伤。

德国民众涌入街头，抗议默克尔政府对中东难民的接收政策

从以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放宽难民接收政策以来，街头抢劫、伤人等恶性事件频繁见诸报端。政府提供的各项就业和医疗保障措施，非但没能解决双方分歧，反倒加剧了种族之间的仇视和情绪对立。追根溯源，流落他乡的难民在接触社区、建立新生活的过程中，面对语言文化截然陌生的环境，心理滋生隔阂。受社会地位低下的牵绊，他们难以觅得稳定的认同与归属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来群体与当地居民间的融合。

电影中哈立德身处异国的遭遇，便极具说服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他操着别扭的口音和人打交道，被街头挑衅的混混围殴……远离战火和硝烟的宁静街巷，似乎并不能施予他避风的港湾。从伊拉克来此避难、经验更为丰富的友人同样无奈地告诉他：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一年，但我的生活毫无起色。”

“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被送回去。”

要想融入当地，就要学会掩饰悲喜，假装自己过得很快乐，这是难民潮孕育出的隐性规定。而当移民局冷酷回绝了哈立德的庇护申请，决定将他遣送回国时，法理与人伦间的对抗立时浮现出来。

当多种标准难以共存时，人们如何谋求平衡，打破眼前的困境？导演提出了一个简洁，大胆，而又具有普适性的答案：跟随人性中良知与善意的指引。

正是这种脉脉流淌的温情，将两条平行的叙事轨道缝合在了一起。两个国家，两个大陆，两种文化，对应着无数独自游逛、渴望安放的灵魂。维克斯特伦和餐厅众人达成默契，促成了哈立德和妹妹的重逢。在黑白交替的光影间，人文关怀不再仅是句空洞乏力的口号，而是邻里慷慨伸出的援手，是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的情感力量。

在阿基的作品中，似乎总存在一段离奇的际遇，和光明向上的结局。尽管不时有评论家指出，这种对于人性美好、高贵心灵的颂扬，终不过是理想化的世俗愿景，显得过于顺畅，缺少层次性。而对于种种不可能性的颠覆，正巧凸显了创作者执着的道德信念。这种发自内心、纯洁无私的赞美，不啻为寄予在底层群体身上最朴实的希望。

影片结尾，哈立德的妹妹步入警局，决心为自己争取一个全新的未来。被捅伤后的哈立德倚坐在河畔树下，被小狗蹭着脸，背景响起节奏轻快的音乐。影片最终定格在这童话般温馨惬意的一幕，而导演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分裂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如何读懂、理解来自另一世界的人？回音纷乱交织，又似乎很简单。

希望的另一面并非绝望，而是灰暗中隐约透出的希冀。只要漂泊的温情不被固执卷入涡漩，漆黑的海面上总会亮起灯塔，为无数流离失所的异乡人捎来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