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诫

十诫
导演：基斯洛夫斯基
文：罗杰•艾伯特 翻译：Joshua
    
十诫，十部电影。
在华沙他那间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基斯洛夫斯基连坐数月，与一位他在八十年代初团结工会判案时认识的律师一起创作了十诫的剧本。基斯洛夫斯基记得，克日什托夫•皮斯维兹并不懂写作，但他很健谈。他们可以连续数小时谈论波兰的动荡。1985年他们还一起创作了“永无止尽”的剧本，那部电影讲述了三个与战争法有关的故事。电影拍好后，当局认为这样的故事缺乏同情心，反对党认为它是妥协的产物，教会则挑剔它的不道德。在一片争议和挑剔声中，一个下雨天这两位合作者又撞见了彼此，这位皮斯维兹大概还嫌麻烦不够多，叫道，“有人应该根据十诫拍一部电影。”
他们为波兰电视台制作了十部电影，每部长一小时。这个系列在八十年代末上线，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其他一些电影节放映过，结果广受赞誉。但这种长度的片子不适合在电影院放映（难道让观众连续坐十个小时，或者分五次每次看两小时的片段？）。“十诫”从没在美国的院线放映过，这里也买不到它的录像带。
数年前我曾为一个班开过一次研究“十诫”的课，当时用的是从英国买来的录像带，结果发现为了把电影和十诫匹配起来，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那里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些电影涉及一条以上的戒律，其他一些则牵涉到十诫所暗示的整个道德体系。那儿没有简单的对戒律的图解，只有真实的人面对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时发生的故事。
全部故事都涉及几个住在华沙同一栋高层公寓里的几个人物。观看过程中我们会逐渐熟悉这些公寓的结构，有时甚至在一个故事的场景里看到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比如，当他们搭同一部电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其中八部里都有出现，他是一个严肃的旁观者，从来不置一词，但有时会与观众有目光交接，显出忧伤的神情。我曾认为或许他代表基督，但基斯洛夫斯基在一篇关于这个系列的随笔中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是一个跑来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生活的家伙。他显然对我们不是很满意。”导演们向来不会去限制他们所创造的形象的意义，这一点早就人尽皆知。我很喜欢安妮特•因斯朵夫在她那本关于基斯洛夫斯基的极具价值的《双重生命，二次选择》一书中的观点；她把这位旁观者比作维姆•文德斯“柏林苍穹下”中的天使，他们“纯然凝视”——以此“记录下人类的愚蠢和痛苦，但无法改变他们所目击的生活历程”。这十部电影并非哲学概括，而是与个人相关的故事，可以立刻把我们牵扯进去的故事；看其中某几部时，我几乎没有被激起什么情绪（I hardly stirred during some of them）。看过这个系列之后，斯坦利•库布里克注意到，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兹“除了谈论他们的想法，没多少能力把他们的观念戏剧化”。确实如此。这些角色在任何时刻都没有谈论特定的戒律或道德事件。相反，他们全神贯注于应对真实生活中的伦理挑战。
让我们回想下第二誡中的女主角——她向一位医生询问她那位生病的丈夫的生死。那位医生——一个脾气很坏、又很孤独的人，对她近乎残忍的冷漠；他拒绝扮演上帝的角色。那个女人解释了她为什么需要知道结果：她坏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她丈夫不能生育。如果他还活着，她就得堕胎。如果他就快死了，她就把孩子生下来。
肥皂剧中的俗套故事。但在这里它成了一个道德难题，最后电影只能通过闪回医生自己过去的一段痛苦经历来“解决”它——即便这种“解决”也只是间接的，因为事情并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基斯洛夫斯基使这种道德困境通过医生和女人的表演细节显示出来（Kieslowski roots the issues in very specific performances by the doctor and the woman）（阿莱克桑德•巴迪尼和克里斯提那•杨达），接着一件美妙又微妙的事发生了：电影是关于他们各自独立的道德挑战，并非同一个问题把他们困在了一起。
或者我们来看下“第六誡”中的道德转变，它讲了一个孤独的少年用望远镜窥视住在街对面一个女人的性生活，那个女人似乎对道德持无所谓的态度，但也很孤独。他认为自己爱上了她。由于他在邮局做职员，他们经常会看见彼此。他每天早上去送牛奶时也能看到她。几乎不可避免地，她发现了他是个偷看者（同时还是个打来匿名电话的人，喜欢恶作剧的家伙），但我们几乎猜不到她接下来会怎么做。
就像基斯洛夫斯基在他所有电影中都喜欢用的那种凌厉（sharp）却可信的(plausible)戏剧性转折（dramatic twist）那样，那个女人邀请了那个少年到她的公寓去，接着使他由于缺乏性经验而丑态百出。这还只是他们道德斗争的中点；对他们而言，接下来发生的他们之间作为罪人和受害者的角色互换，显示了由此带来的正确和错误观念的来回变化。他们的关系使得“情境伦理”（situational ethics）显得变化不定、让人摸不着头脑。
基斯洛夫斯基故意对波兰的日常实际生活方面避而不谈，因为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分心——那些条例、法律、短缺、当局。他只处理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方面。“第一誡”中——我认为是他所有故事中让人最伤心的一部，他讲了一个聪明的父亲和他天才的儿子间的爱。他们一起用电脑计算附近一个池塘的冻结程度，以便知道什么时候冰层厚到他们可以安全地在上面溜冰。然而池塘和水流并非总能这么方便地被计算，也许电脑是一个伪神。
这些电影中没有一部是非黑即白的道德事件的简单证明。“第五誡”讲了一个看来超乎道德之外的杀人犯的故事。理解他并非等于原谅他。这个故事还把焦点集中到了他的辩护律师身上，一个第一次办案的年轻人，激烈地反对死刑。“第九誡”讲一个人发现他妻子有外遇，偷偷监视他们。他偷听到她正和她爱人说分手——接着她发现了躲在一边的丈夫。她做了一件错事（偷情）和一件正确的事（结束了它）；而他的监视是对她的不信任——这样事情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and then there is an outcome where pure chance almost leads to a death），只要他们任何一方保持忠诚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最后你发现十誡并非像科学而是像艺术一样发挥作用；它们指示了如何去画一幅关于我们生活的有价值的肖像。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兹写剧本时本打算每部电影让一个不同的导演来拍。但基斯洛夫斯基不愿意放弃它们，一个人导演了十部，每部都让一个不同的摄影师来摄影，这样视觉风格就不会重复。场景设置都差不多：灰暗的外景，大多数都发生在冬天，小型公寓，办公室。The faces are where the life of the films resides.
没有角色被扯进好莱坞情节剧那种头脑简单的挣扎、斗争。他们都是成年人，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有组织的宗教，面对着个人生活中需要做出道德选择的各种情境。你不该一次把这些电影都看完，而是一次看一部。如果你有幸能找到人交流，就和他们谈谈这每部电影，同时研究一下自己。或者你孤单一人，就和自己讨论它们，就像基斯洛夫斯基电影中大部分角色那样。

十诫之三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to keep it holy.
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看这一部的时候，在结尾出现之前，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位波兰大师级的导演安杰依瓦依达的《一切可供出售》，因为相同的“找寻”主题，而且都显得那么晦涩，瓦依达的那一部看到最后我也只能大概领会一点意思，而这一部我看到一半的时候也还是一头雾水，人物关系？动机？一切的一切都那么不明朗。看完之后才长叹一声，瓦依达是瓦依达，《一切可供出售》看到结束我都不算特别明白，而基氏不是瓦依达，他是用希区柯克的方式讲故事的基督。
讲一下剧情吧，没看过的朋友就不要看本文了，要不影响很大的。一个男人在平安夜被自己的前情人从自己家拖了出来，为了帮她找失踪的丈夫。两人跑遍了医院、住所、醉汉收容中心和车站，过程中两人又讲到过去的事情，当年女人在丈夫和他之前选择了前者，并保证绝对不见他。两人之间，爱与无奈交织着。最后人还是没有找到，女人告诉男人，三年前自己根本没有跟丈夫走，那个男人根本就生活在别处，她只是给自己一个赌，如果能留他到早上7点后，她就会一切顺利。
这样抽干了细节来讲，味道要淡上很多，实际上影片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希区柯克的悬念。比如女人让男人在屋子外等待，而自己却跑到屋子里先是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说旁边有人倒在地上，报的是“丈夫”的名字，然后将房间里挂上男人的衣服，卫生间里换上男性剃须用品这些情节，一下子还真没让我反应出来她的目的。后来突然想到，她该不会是为了这个男人陪他而将自己的丈夫打晕了吧？再到后来，男人给急救中心电话，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找到有那个倒地的人，悬念又来了，是女人根本就在撒谎，还是那个“丈夫”自己醒了然后走了？而男人在女人的洗手间里仔细检查着刮胡刀的情节，也是到后来才让我知道是为了检验是不是被用过。我还以为是自杀呢。直到最后女人拿的照片上，“丈夫”身边是一个陌生女人，女人才直接了当地说，我已经3年没见他了。
基氏当然不是只想说个悬念重重的故事那么简单，他所在乎的是其中的人情与天意的交汇。平安夜，可以说是西方人眼里最神圣的日子之一，可有人却要一个人过平安夜，如果直接让男人陪他，纵使男人对她再有多少余情，让他离开自己的家人，也有点不近人情。于是她借用了一个寻找“丈夫”的名义。这样，本来有点不合理的行为就趋于合法化，男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去陪她一路折腾也就有了道德理由——帮助一个朋友。但问题在于，他们要找的这个人，又恰恰是他们当初分开的罪魁祸首，这使他们的寻找某种意义上成为男人的一种精神负担。可是到最后，当谜底揭晓的时候，这个负担也彻底不见了，于是在合情合理的名义下，两人一起过了平安夜。为了让一切合乎秩序，导演真的很用心。
难得看见基氏电影中人的困境被解决得如此完满，男人是以车被偷的理由告诉妻子，然后离开家的，等他回来的时候，其实妻子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也只是平静地问他以后会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男人斩钉截铁地说不，感觉就像是给一个圆周添上最后一笔。难得如此，真的难得。

如果对电影感兴趣，并且想更深一步发掘电影的内涵，达到鉴赏艺术电影的程度，那么「十诫」中的第二诫，「进退维谷」的确是部入门的佳作，因为它具备了一切艺术电影的要素，包括故事、逻辑、意义、气氛、镜头、隐喻、象征等等。

Dorota 的丈夫Andrzej病入膏肓，Dorota却怀上了朋友的孩子。Dorota之前一直无法怀上孩子，这也是年龄渐大的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她抉择要不要留下孩子，于是找到丈夫Andrzej的主治医生，想知道丈夫会不会活下来，如果可以，那么她就堕胎。医生在知道Andrzej病情好转的情况下说了慌，使得Dorota留下了孩子。

「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是第二诫的内容。初看之下，电影中的内容正好违反了这条诫命：Dorota找到医生，说在1小时之后将堕胎，医生劝其保留下孩子，因为她丈夫将要死去，Dorota说：「你发誓？」医生说：「我发誓。」这里，医生显然发了虚（假）誓，因为之前他就得知Dorota的丈夫Andrzej病情好转的迹象。虽然观众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情的突变，但结尾显然证明了医生说了慌，违背了诫命。

不论是不是基督徒，作为一个正常的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们当然会按十诫中的每一条去做，尽管我也不得不说，今天，如果十诫的内容可以像法律一样判断人是否有罪，那么结果会颇令人失望，除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外，法律与道德已经分歧得很远很远。不过，十诫所关心的话题，显然不是那种「是」或「非」的情况，大部分的故事设定都在40%到60%的灰色阶段，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去处置。第二诫的故事就是这样，进退维谷的不只是表面上的Dorota，医生的两难境地更为激烈。

是的，虽然医生说了实话，Andrzej也会活命，对于这个境地，假如医生仅仅考量了这第二诫的诫命，那么显然最后的结果会是不完美的。所以，医生在对芭芭拉述说自己故事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了观众，孩子对父母的重要性这一点医生深信不疑，他必然会让孩子存活下来，代价就是说一个慌话。

基氏对影片节奏控制得极佳，其一就是在医生对芭芭拉说自己故事的时间上。这个故事只有两个部分，第一次医生所讲的时间是在影片开头，他描述了孩子换乳牙的场景。这个场景看上去没有太多意义，实际所陈述的是两个孩子所带给他和他妻子的乐趣，并为下面医生下决定埋了伏笔。第二次医生的故事已经讲到了最后，他上班的时候家被毁了，只留下大洞，我的推断(*)可能是二战时，医生的公寓被炸，家人尽失，包括两个孩子。紧接着，医生便找来了Dorota，并让她保留孩子。

(*)由于片源的问题，字幕没有交代很明白，所以此处我用「推断」一词；不过也可能原剧本对白即是如此。暂时没有找到此片脚本，望有知晓的可以指正。

对于堕胎这个问题，在天主教教义中其实也有深刻的含义，因为天主教是不许堕胎的，它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五诫：勿杀人。本来，在一个天主教国家中堕胎是一个颇敏感的话题，但电影一上来就将冲突点之一定位在「是否堕胎」上，好像堕胎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基氏似乎是有意要传达出一种对传统的反抗声音。

有了这个话外之音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诫命生搬硬套，认为医生只是在守「勿杀人」的诫命而忽视故事的逻辑性。医生并不是生硬地在权衡第二诫或第五诫的取舍——虽然对于波兰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医生显然是一名教徒—— 最后的决定是他设身处地地考虑之后的结果。

影片最后的两个场景证明了一个正面意义的结果。Dorota回到了交响乐团中，表明了她的心结解开了，生活正常了，而她恍神的目光是想寻找听众中有没有医生，因为医生说过想听到她的演奏。Andrzej来答谢医生，抱怨了一大通生病之前的不如意，然而却因为妻子怀上了孩子而对生活有了信心，而这一切的缔造者，不正是医生么？Andrzej问医生，你知道有孩子的意义吗？正是道出了医生的心声。

不少观众会疑问，一切真是完美吗，如果孩子亲生父亲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Andrzej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又会怎样？其实这些问题都被省略了，因为这不是电影的重点，你可以理解为孩子亲生父亲从此再也没有联系Dorota，而或者Andrzej也很乐意做一个养父……总之基耶斯洛夫斯基省略了Andrzej渐渐病愈的时间，假设了一切问题已经在这个时间内解决了，于是直接使用答谢场景来说明最后的结果。即使，一切真的有后续的纠葛，那也让陈翘英去续写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任务就此结束了。

电影的结局让看过「第一诫」的观众出乎意料，因为它与「第一诫」的观点大相径庭。「第一诫」中，「科学」「输给了」「意外-命运」，看完「第一诫」，猜想这套电影大概是要表达一种对「十诫」神圣性的歌颂，违反诫命需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现在医生又违反了「第二诫」，按这个逻辑医生理应也不得好死，但结果虽然阴郁却算是喜剧收场，这也一下子就扭转了整套电影的方向：原来这部名为「Dekalog」的电影，赞颂的是人性而非神性，基氏想说明在人性的光辉之下，宗教的诫命其实不值一提，其后八个短片无不在此框架之下行进，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对传统的反抗声音」。

从技术上看，气氛的渲染是这部「第二诫」吸引我的地方之一，老式公寓的光线很像CG作品中天光的运用，我看完整部十诫之后，最先记得的场景就是公寓清晨的特写，就像你一定会记得「双生花」中的水晶球折射的光线一样。光线的隐喻也十分明显，比如Dorota在家时不是晚上便是阴天，隐喻她的处境黯然。最后的场景，Andrzej感谢医生，一开始我们只能看到门口一个人物的剪影，等Andrzej走进房间，光线才照到他，这正是他所讲的经历，他从黑暗中走到了另一个世界。

隐喻和象征在影片中也有力地推动着电影剧情的发展，给观众的揣摩也带来了许多乐趣。Dorota掰下植物的叶子，隐喻她孤独无助，在问题的处理上孑然一身，但最后她企图折断植物茎杆却没有成功，又隐喻她仍在努力试图寻找出口；摔破的茶杯，隐喻她此时心灵脆弱得和它一样不堪一击。 Andrzej病房中滴落的水滴，断断续续，象征他生命的微弱，而营造的这个气氛，观众似乎也可以清楚体会到他的痛苦；最后蜜蜂爬出水杯正是 Andrzej病情好转、生命得救的写照。

我还想说一点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还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让与Andrzej同病房的看起来并没什么大碍的病患先走一步，不仅验证了医生之前的一句话，「有些人不可救药却活了下来，有些人好好地却死了」，对他来说，好好地却死了，正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其自身的感受，但同时也再一次表明导演「对命运的不可知论观点」，与以往大多数电影一样，这点可能是导演偷偷影射了一下年代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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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两点：
第一，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非新教国家。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的「十诫」与（绝大部分）新教派的「十诫」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在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时，要站在天主教国家这样一个语境中，要了解一些天主教和誓反教派教义的区别之处。

第二，「第二诫」中最重要的场景就是医生对芭芭拉讲自己故事的两个镜头，如果忽略了这两个镜头，「第二诫」几乎是无逻辑的，如此一来那真陷入了神秘主义——尽管看像「两生花」这样的电影第一印象都会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结构松散、漫无目的，但事实上包括他早期纪录片在内的所有电影，甚至是「无休无止」，其实都是逻辑性极强的故事。

十诫之九 你不可觊觎人妻
DECALOGUE NINE
THOU SHALT NOT COVETTHY NEIGHBOR'S WIFE
一看这一集的诫条，就知道肯定和婚外情有关。从这个诫条的字面意思看，本来是有很强的男权色彩的，女人在结婚后，完全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如果再联想到最后一条诫律不可夺人财物，那几乎是把女人当成一种物品来处理了。老基，当然不会这么做。

影片一开始，就设置了一道两难处境。男人被检查发现，有性功能障碍。这个情节设置后来拉斯冯提尔也用过一把，但他的电影侧重点是女人，而老基则在平衡的同时，更重视男人的反应。确实，这对一个正当壮年的男子来说，不啻于半个死刑。与女性的性价值观的定位不同，男人由于在性角色中更多扮演的是一种进攻型和主动性的角色，性在很大层面上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价值的体现，所以当我们看见他对妻子坦诚时，我们眼中看到的是平静，但实际上流淌在心里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男人在此时向女人提出离婚，又对妻子说可以允许她找情人，妻子都断然否决。有人会问，这说明这男人还是想得开的啊，后面的戏不是没办法演了吗？错了，这又是不了解男人心理的一种体现。相信如果一个男人爱自己的妻子的话，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他都会讲出这样的话，注意，我说仅仅是“讲”，这在某中程度上是一种高姿态的体现，其实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内心，其实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时，他是不可能允许更重要的东西从手中滑过的，这对于控制欲极其强烈的男人们来说尤其如此。但这一段为什么又要说出来呢？虚伪吗？也不算是虚伪，但你也可以看成是带有点自暴自弃的性质，就好比一个球队在下半场0：4落后时球员的心态，虽然是放弃，但没有人会为多丢一个球而高兴的。但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它是从男人嘴里说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为女人后来的偷情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与其是给女人负罪感提供了安慰，不如说是让男人在遇到妻子出轨这样事情时，发现更加穷途末路——有什么办法，你自己默许过的。

接下来，男人情绪似乎稳定一点了，但次日上班时，却发现一个小伙子往自己家走。而车上小柜子也出了鬼一样的怎么都关不上——这是基氏的惯用手法，一是折射出人物心理的烦躁和不安，二是带有点隐喻味道的解释下面会有变故。这时候又有一个小插曲，男人帮一个邻居修车，将漏斗的一头插进油箱加油，联想前面的不安，和这个镜头的特写，隐喻的含义就不用说了吧。

电话在影片中是个非常重要的道具，它的第一次出场是那个我们俗话叫的第三者来找那个女人，而电话，又碰巧是男人接的。这果然加重了他的怀疑。影片里有点让我很奇怪，那就是他们家里似乎还住着女人的母亲，虽然一直没有出过场，但女人把自己很私人的物件都存放在母亲的柜子中，男人利用机会，给电话装上窃听装置并且复制了柜子的钥匙。于是他听见了第三者和女人的第一次对话。

男人用“侦察”来的号码给第三者打电话——这是电话的第二次出现，结果证明了他的猜测。他仍然不甘心。那天晚上，他提前回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倾听着妻子和另一个人的喘息声。别以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恢复自己的能力，并非每个人都跟破浪中那个男人那么冷酷。男人心里比任何时候都痛苦，怀疑虽然一直是有的，但真正面对事实的时候，他还是个脆弱的瓷人，但更让人无奈的是，正如后来他所说的，一切都因为他的“无能”，所以他觉得自己又没有资格冲进去揭露他们，这时候，那种无能的感觉已经并非仅仅生理上的，而是身心俱疲，试问他这个时候能做些什么呢？只能干做在楼梯上无奈地等第三者离开后再回家，即使生气和愤懑，也只能装作是工作所为。也许让他有点安慰的是，女人偷情后的内疚，她走到楼下的车里，车灯和喇叭不停地闪——注意，又是车，注意看第四段的结尾。

人有很多欲望，虽然不能全部实现，但总会有发泄口，危险的就是，一旦一个口堵上，其他的又不通，那该怎么办？男人的状况就和这差不多，除了骑骑自行车，他没有别的宣泄。性的压抑导致人的压抑，说句题外话，如果一战时候那个奥地利下士没有不幸地伤到那话儿，恐怕后来的世界大战就能避免了。更惨的是，男人明知道无为，他还是继续着监视，但最后一次监视，他看见的是妻子和那个第三者的决裂。很难说男人心里是种什么样的感受？也许在有点虚伪的为妻子惋惜和同情的外壳下，内心里会说：你早该如此，并且继续对此表示怀疑。但问题在于，女人发现了在大衣柜里偷窥的男人，一种羞辱感和不信任感让她非常恼火，但很快她发现男人在这个时候又是如此的无助，于是，拥抱，眼泪……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也不过质量稍微高一点的八点档。麻烦还没完，男人想让女人去滑雪胜地度假，这样大家都可以清醒清醒，但那个第三者仍然不愿意放弃，在妻子走后，男人发现那个年轻点的男人也买了副滑雪板，他给他家拨了个电话——果然是同一地点……这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骆驼压垮了，男人在公路上飞快的骑车，想把眼泪通过汗蒸发，终于没控制住，飞出了公路，这一切，都在那位上帝使者忧伤的目光下。

女人这次是真的和第三者决裂了，她发现那人也来到滑雪场后，知道事情不好了，把滑雪板一扔就往回赶。这一段的平行蒙太奇拍得还真有点情节紧张的惊悚片的感觉。回家后，她只看见了男人在电话上给她留的信，不用说，看完后肯定又眼泪纷飞。这时候，在医院里一身绷带的男人给她电话。
“你还好吧？”
“我很好。”

其实还有个分支情节，男人是医院的主治医师，有个女孩要做心脏手术，因为她母亲想让她成为歌星，可她心脏负荷不好，但她自己并不觉得很有所谓。男人帮她推掉了手术，女孩却改变主意了。提到这一段，是引入了十诫系列至今最惊为天人的配乐，斯皮兹纳在传统的十诫主旋律中加入了一段充满母性和悲悯的女声哼唱，将整个氛围完全提高到新的层次。

当手段与目的相悖时，手段不可能实现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手段实现某种目的，如果手段本身与所要实现的目的之间存在悖论，那么目的就是不可实现的。法律是一种手段，法律的目的是惩治或预防犯罪，无论是惩治还是预防，总之是要杜绝犯罪，而作为一种手段，法律本身如果也是一种犯罪，法律还能否实现杜绝犯罪的目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年轻人的妹妹死于非命，这是他杀人的理由，他因为报复而杀人，这是法律判他死刑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法律对他的报复，只不过法律的理由是社会公认的，或者说法律是无情的，但年轻人即便杀人，他也不是无情的，那么他的兄弟如果因为再一次失去了亲人而对法律产生仇恨，仍会以此为理由继续报复这个社会，那么下一轮谋杀可能会针对警察、律师、法官……如此循环，无休无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即法律作为惩戒手段的理由，要大于个人报复的理由，这是毋庸置疑的，个人的利益毕竟小于集体的利益，但是，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通过报复的手段来实现惩戒报复的目的；有人说影片中的律师是导演的代言人，这个似乎不能成立，基氏不需要一个律师来做代言，更不会仇视法律，他只是借助律师这个人物，来呈现一个简单的命题：法律其实是一个悖论。
悖论无处不在，而如果一个悖论的根基足够大，悖论就会变得自然而然，人们对悖论也就习以为常。人生是一个悖论，我们都知道人是要死的，也始终找不到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活着就是一个悖论，但我们通常不会因为发现这个悖论而自杀。阶级社会的更替也是一个悖论，通过消灭一个阶级来构建本阶级人民的福祉，这无非是以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理由来实现一个阶级的利益的骗局。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可能代表全人类，以一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会毫无二致地走向它所消灭的那个阶级最后所遭遇的那种结局。也就是说，杀人者必被人杀。
跳出来看，问题变得异常简单。拿中国历史来说，无非是在争一个皇帝的宝座，好比说我看你统治得不好，我就来统治，我寻找各种理由、集结各种力量推翻你，以此来实现我的统治，其实我自己都无法证明我将来会比你统治得更好，但我肯定会比你更聪明，知道用怎样一种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欺骗被统治者，甚至我还可以让被统治者觉得统治者是他们的救星，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制定某种法律，使被统治者看起来更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我只是你们的代表，我只是代表你们管理这个国家……于是，民主与专制在各种谎言与欺骗下显得势不两立实则一体两面，从手段的技术层面（民主）来讲，确实是进步了，但手段的本质（专政）是一样的，所以某某主义之目的的实现，只能是乌托邦。这是政治的悖论。
然而，基氏似乎还有意告诉我们，无视悖论还有可能是幸福的，而发现悖论无疑会带来痛苦。影片中的律师，正是因为发现了法律的悖论，从而对律师这一职业甚至对人生失去希望，痛苦也由此而生。这类似于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如果不考虑行动的目的及意义，或者说他看不出甚至无视行动本身存在的悖论，把推巨石上山看成跟一日三餐一样简单，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幸福的，而如果他陷入追逐意义的泥潭，他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再没有更高级的哲学引导他，他最终只能走向自杀。
作为一个二元论者，在第五诫中，基氏既没有宣扬什么，也没有反对什么，他只是把一个无解的问题抛出来：如何解决法律的悖论？对于这一问题，无论在当时的波兰，还是在如今世界各种社会体制之下，似乎都是无解的。
对于个体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基氏告诉我们：人是自由的，无论遵守抑或违反法律，从选择的层面来讲，人都是自由的。但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不妨害另一人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有一个维持自身存在的类似于规则的存在，这个存在应该是高于个人自由的，同时是高于法律的，高于道德的，甚至是有可能消解一切悖论的——这个存在是什么？是良心？是命运？是因果律或自然律？是上帝或别的神？是影片中那个神秘的不发一言的男人？……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哪怕是一种虚无的信仰，它都是有必要存在的，而年轻人与法律都违背了这个东西——从年轻人杀出租车司机和被法律执行死刑之前那个神秘男人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个东西既是对片中人物的警示，也是对我们观众的提示，它示意：我在这里，你们不可违背。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存在，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因为有这个理由，个人也好，法律也好，面对无解的问题，悖论或许可以得到暂时的消解——比如通过宗教，通过哲学——而这消解是永远不能被证明的。

谎言是爱情的诫命。而若没有谎言，爱情就会圆满了吗？有时候，面对谎言，是可以不急于揭穿的，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博大的胸怀。这是更为宽广的爱。
妻子明知丈夫说谎，却没有揭穿。她给他空间，也是给自己空间，更是给他们的婚姻一个空间。否则，她若戳穿谎言，就不会有丈夫的歉意，不会有故事最终的圆满。“你还会整夜不回家吗？”“不会，再也不会。”温暖得叫人心疼。
男人暂且牺牲家庭的责任，因循旧情，答应了情人的不情之请。后来，男人发现了情人的谎言，同样保持了沉默。他若戳穿谎言，失去的将是情人的生命，更有无尽的悔恨。
又是两难之境。男人是个好男人，进退维谷之时，自然想求其平衡。一边是妻儿老小，一边是昔日旧情，而面对情人的孤独与无助，他选择了同情弱者。这里没有道德评判，因为他们有各自的理由，一个是寻找失踪的丈夫，一个是寻找失窃的汽车，他们各自的道德以各自的理由为出口，道德也就趋于平衡。
理由是谎言的支撑，无论理由看上去多么虚假与无力。没有理由，便师出无名。一国要吞灭另一国，也总得找一个理由，欲加之罪，必须有辞。
于是，在虚弱的谎言支撑下，妻子理解了丈夫，男人理解了情人，妻子挽救了一场婚姻，男人挽救了一条生命，而婚姻与生命，在这之前都是脆弱的，在这之后，它们都变得强大。
基氏绝不是在讲伦理，更无意评判人性，他展现给观众的，是一场有意让道德缺席的、温暖的救赎。在这场救赎里，自私与偏狭，嫉妒与仇恨，都在一种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中，在一种智慧与博大的宽容中，升华。